罗小茗:彩虹合唱团背后的“业余”之战
来自 永利网站 2018-08-30 02:53 的文章

罗小茗:彩虹合唱团背后的“业余”之战

本文通过分析两类并存于“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”的不同的“业余”状态——被正规工作制度挤压而出的剩余和在工作之外重组情感、精力和时间的生活要求,可以发现讨论“业余”在当前社会中的实际位置,提出重新理解工作/业余这一组关系的难度和必要性;尤其是,当以“彩虹团”为代表的“业余模式”的形成和运行,总是受制于既有的商业模式、社会趣味和观念性力量之时,重新展开对“业余”的思考的紧迫性。今日社会中,人们对“业余”的偏爱和推崇,正日益高涨,由此形成的社会话题和商业活动也越发密集。比如,若没有理所当然的专业界线和由此出现的“业余”,泛滥中的“跨界”——运动员演喜剧、漫画师设计新鞋、演员当大厨,便无从博人眼球。再比如,同样泛滥的“选秀”。如果说“跨界”追捧的是由精英和专业混搭而来的“业余”,打造一小撮人做什么都出色的社会景观,那么整套选秀机制的前提,便在于高度肯定普通人的“业余”。仰仗于这种被抽象肯定但范围极为有限的“业余”,无论实际表现如何,“业余”的展示总能调动特别的社会情绪,产生立足于此的商业价值。就连不少“网红”的争议性,也由此而来。从早年的旭日阳刚、余秀华到最近的范雨素,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他们在“业余”时间里的歌唱与书写居然不错。其次才是这些打工者的“业余”,既不曾遵循商业利益的明确指导,又溢出了选秀机制的刻意规范,如何对其展开评价,成为极具争议性的话题。上述罗列,并不能穷尽“业余”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膨胀与渗透,却足以说明:长期以来,作为工作的对立面或剩余物而存在的“业余”,越来越成为重要的集体欲望的集散地。这固然是因为,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,经济和文化的携手共进,正催生出一种特殊的繁荣;其基本特点在于,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,都不得不以经济为标准,加速度地生产自身,并由此形成社会生活的新节奏。兀自膨胀中的“业余”,既是对这一变动的本能反应,也是被此类繁荣挤压而出的一种新的生活状态。但更要紧的是,由此产生的对“业余”的推崇和热情,弥漫在经济利益和大众文化的缝隙之中,无法被它们之间过于利落的交换清除和穷尽。此时,运用各色名词指称聚集于此的集体欲望,分而治之,将其转化为文化经济的助燃剂,是饥渴中的资本的基本策略。在这一策略中,一方面,“业余”被大规模地征用,积极参与注意力经济对社会景观的重塑之中;另一方面,此种分而治之的征用方式,又使得“业余”被或着眼于经济利益或注重大众文化的媒体和学术话语迅速瓜分,就此隐形。这意味着,想要打破分而治之的征用,理解被挤压而出的不断膨胀的“业余”,把握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意义,进而描述在此过程中社会欲望的集结和投掷的可能方向的话,就需要将“业余”确立为一类明确的社会事实,展开更为认真的审视和思考。